算上送走“盖子头”辞工后的日子，我从三、四和五月都和从前在这里工作一样，重复着单位、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的节奏。日子又回到了从前在这里的节奏，和周围的同事、老乡和工友，甚至是生产拉上的拉妹拉弟，都以工作而使大家联系在一起。但谁也没想到五月二十日下午，一个从西安内地爱人那里打来的电话，又使我在这里的宁静打工生活起了波澜。

记得在工艺部那天，我所承担的喇叭部的喇叭后盖零件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