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或者往后看，就连帝皇本人的圣言和法典都少不了问题和弊病，因这弊病又去指责当时的帝皇作为制度制定者的愚昧和短视，完全忽略了制定时的大环境和人事情况。

这就很幼稚。

当然我们必须理解并体谅，那就是大部分人对于“制度”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，所有人都希望能有一本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万年不变的“阿斯塔特圣典”，似乎所有问题都要从我们的帝国摄政基里曼和帝国宰相马卡多身上、甚至从人类之主身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