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二年的七月，我拖着蓝格麻袋，挎着灰色牛皮包，坐上一辆泛黄的卡车。蓝天白云，我觉得我像个山岗放哨员。跟农民工进城似的来到农村，大体上说，我先前是个农村人，之后去往城市，辗转多年，如今回到这里。总而言之，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。

卡车司机是个中年大叔，身材魁梧。他缓缓摇下车窗玻璃，探出光溜溜的脑门，下巴却像粘了一团棉花，从脑门摘下，移植而来的。他两条手臂交叉抵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