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陆沉被渡边的大脑痛骂的同时，距离北美研究所两百七十二公里外的综合调查局北美支部中，杨建民坐在审讯室的凳子上，双眼微眯，表情轻松。

自从被带上了直升机后，杨建民就一直是这么个表情。他原本挺起的肩膀都塌了下去，像是突然被人抽走了卡在脊背上的一根荆棘。

他眯着眼，面带微笑舒舒服服的靠在审讯室坚硬的凳子上。一如那个初秋的下午，他靠在被太阳晒暖的草垛上，抬头看着天上飞鸟划过晴空